为了心中的梦想——访当代著名文化学者、书画家彭崇谷

　　尽管时令己进入二九深冬，但星城长沙的天气并没有出现凛冽寒风，更没有风霜雨雪，只是微风中带着一丝丝寒意，让人感受到时季的变换。

　　在市区一机关大院的家属区，我们中国访谈网一行三人慕名拜访住在这里的著名文化学者、书画家彭崇谷教授。

　　我们从诗赋创作开始谈起，彭崇谷共创作了辞赋30余篇。其中《三江源赋》被编入教育部12五、13五、14五教材规划《大学语文》教材。《湘江赋》编入中华书局编写的《中华文化基础教材》，得到文化教育界众多知名人士的点评。2021年出版86万字理论专著《捍卫尊严一“中国传统文化陷阱论”批判》，对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正本清源。此书评为湖南省社科界支持出版项目。2024年出版64万字专著《东西方文明发展之比较一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质疑》，批判否定了“西方文明中心论”，捍卫了中华文明的尊严。此书列为湖南省文艺发展基金支持出版书籍。所著30余万字的《万年中华一对中国“商朝之前中国历史空白论”的质疑》一书，被评为湖南省2024年出版基金重点图书资助项目，本书首次系统地论证了中华文明有一万年以上的历史。2025年新著书法专著《书法正道》，内容是对中国汉字书法的发展历程进行全面梳理，对书法创作的规律，规则，技法及书法的本质属性，书法在信息化时代的实用性及社会功能系统进行分析总结，对当下书法界流行的一些错误理念及发生的一些错误现象进行正本清源。全书33万字，已送出版部门出版。文以载道，书以立碑，彭崇谷教授是当代诗赋刻石的文化实践者。

　　彭崇谷共创作了辞赋30余篇。《长白山赋》，《衡山赋》，《永州赋》，《湘江赋》，《左宗棠赋》，《彭公德怀赋》，《胡耀邦故里廉政书法碑林赋》等三十余篇赋及一些诗词、对联书法作品被分别刻石立碑于 相对应的吉林长白山、湖南南岳衡山，邵阳崀山、郴州莽山、长沙湘江以及永州市、浏阳市胡耀邦故里，湘潭县彭德怀故里、湘阴左宗棠故里等40余处祖国名山大川和重要文化景点，及大中学校。

　　彭崇谷先生介绍，将文字刻于硬质物体之上是我国古已有之的文化传统。我国先人最早将字符刻于陶器之上，商周时期则大量刻于动物甲骨和青铜器上，形成甲骨文和金文。西汉时期，纸张逐渐成为文字主要载体后，朝廷开始将经典刻于石碑上，形成“石经”。汉、魏、唐时期，石经以“经”为核心，如东汉《熹平石经》刻写了孔子所著《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春秋》《论语》《公羊传》七部经典，唐代《开成石经》刻写《周礼》《论语》。刻石经书意在统一全国思想，确立官方意识形态，同时为太学、国子监提供固定教材，成为永久、权威、不可篡改的范本。北魏末期至北齐时期，佛教也开始将佛经刻于石壁;民间富贵人家则出现将死者生平事迹刻石制成墓碑。历史上还有少数地方将著名诗文刻碑，如唐代永州刺史元结撰文、颜真卿书写的《大唐中兴颂》，北宋秦观《踏莎行·郴州旅舍》及苏轼、米芾题跋书写的“三绝碑”，岳阳楼悬挂的范仲淹《岳阳楼记》木制匾额。这些碑刻诗文兼具文字与书法价值，是研究文学文字演变的珍贵实物。

　　在这一传统基础上，彭崇谷教授将自己的赋文及诗联系统性刻石立碑，成为当代文人创作的重要实践。他十余年来创作诗词、对联数千首，辞赋文章近四十篇，其中许多作品刻石立碑，分布于全国名山大川、城市文化景点和教育机构。

　　从数量与分布来看，彭崇谷的碑刻作品规模宏大且遍布广泛。自然山川类赋作有《长白山赋》《衡山赋》《崀山赋》《莽山赋》《湘江赋》;城市类有《永州赋》《湘乡赋》;历史人物类有《欧阳询赋》《左宗棠赋》《曾公国藩赋》《彭公德怀赋》;文化与教育机构类有长沙望成思益书院、浏阳廉政书法碑林、衡阳虎形山人防公园、王船山古道、湘乡褚公祠、湘潭华夏大剧院以及岳阳职业技术学院、湘雅医学院、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湘乡东山学校、衡南县一中等。其他地区如浙江遂昌县、辽宁营口县、安徽太湖县及湖南永州双牌阳明山、东安舜皇山、祁阳县大忠桥、岳阳君山、湘西吉首、龙山水沙坪、常德石门等地也有彭崇谷所作碑刻。碑刻及牌匾总数近四五十处，刻字总量万余字，绝大多数为六、七米长、二、三米高的巨型原石或石墙，也有刻于坚固红木的作品，规模壮观。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彭崇谷从十二生肖书法作品创作，到水墨丹青的画作，使他涉及书画创作的点面更为宽广。记得中央美术学院原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对彭崇谷绘画艺术的诗性与哲思曾这样评价："文心映画，墨韵传情。当笔墨的温度漫过宣纸上的留白，当诗句的余韵与丹青的意趣在尺幅间交融，彭崇谷的书画便成了一场“诗与画的双向奔赴”。他以诗人的灵心、学者的思辨和文人的情怀，在传统水墨的天地里开辟出一片兼具“烟火气”与“书卷气”的新境，让每一幅作品都成为可品、可感、可共鸣的生命絮语。

　　“意在画先”，从生活哲思到笔墨自觉。彭崇谷的绘画，始终贯穿着“意”的统领——不是对自然物象的简单摹写，而是将日常观察中的感悟提炼为“画眼”，让笔墨成为思想的延伸。在《何须红木来为床》里，老者卧于芭蕉叶上，红日斜照，题款“何须红木来为床，两叶芭蕉好乘凉”，寥寥数笔便消解了物质的执念，把夏日的清凉与心境的从容写进了水墨里;《老翁赶路图》中，负着重物的老者拄杖前行，将人生奔波的坚韧与豁达凝于佝偻的背影，让观者在会心一笑中读懂“立世如负重前行”的生命真味。

　　这种“意在画先”的创作逻辑，源自他对生活的深度共情，他见过市井百态的烟火，也品过人生行旅的甘苦，那些藏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的朴素智慧，成了他绘画的“源头活水”。《我就是我》里的青蛙昂首踞石，题句“我就是我，管它说三道四”，以憨态可掬的形象传递出“不随流俗、坚守本心”的勇气;《寒中愈俏》的寒枝孤鸟，在黄叶飘零中低头啄羽，却于冷寂里透出“愈寒愈俏”的生机，恰是他对“困境即风景”的哲思外化。

　　这种“诗画互文”的创作方式，得益于他深厚的文学积淀。作为诗人、赋作家，他的题跋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附会，而是与画面同频共振的“灵魂注脚”。《雪烈松尤劲》里的寒梅映雪、松枝覆霜，题诗追溯庚子年抗疫的全民同心，将“雪压青松愈挺，寒凝梅花更香”的传统意象，转化为“民族同心、共克时艰”的当代史诗，让一幅雪景图有了跨越时空的精神重量——松的“劲”是国人的风骨，梅的“香”是人心的温度，雪的“白”是初心的纯粹。

　　“笔墨载道”：从个人情感到家国情怀

　　彭崇谷的绘画，始终有着“小切口、大格局”的特质——从个人的生命感悟出发，最终指向对家国、对时代的深情观照。他的笔墨里，既有“小我”的悲欢，更有“大我”的担当，让他的作品超越了“自娱自乐”的范畴，成为记录时代、传递温度的文化载体。

　　“跨界融合”：多重身份里的艺术新境

　　彭崇谷的独特性，在于他“诗人、书法家、画家、学者、管理者”多重身份的跨界融合——行政工作的阅历让他懂“人间烟火”，学者的思辨让他懂“逻辑深度”，诗人的灵心让他懂“情感温度”，书法家的功底让他懂“笔墨节奏”，这些身份不是彼此割裂的标签，而是相互滋养的养分，最终在绘画里酿成了“醇厚而鲜活”的艺术特质。这种“以笔墨传递温度，以诗画抚慰人心”的艺术追求，正是彭崇谷绘画最动人的价值。

　　“百尺楼台邀日月，几张草纸写春秋"，这是当代著名诗人、赋作家、书法家、画家彭崇谷先生在二00九年创作的一副对联。 对联体现出彭崇谷先生淡泊宁静、志向高远、崇尚文化的雅兴与情怀。时至今日的多年来，彭崇谷先生在文化园里纵横驰骋，奏响了一曲光彩照人的时代文化之歌 。

　　彭崇谷就是这样一位才情横溢、德艺双馨的学者书法家。彭崇谷先生的书法作品不仅清秀灵动，而且浑厚华滋、苍劲秀润，颇得古人的功力。他的书法取法王羲之、米芾、怀素、董其昌等经典一路，但他重在师古人之神，不师古人之迹，因而其作品有王字的气息高古、米字的沉着厚重、董字的秀美灵动，怀字的气势神韵，更主要的还是他对书法的理解，他的字厚重、刚劲与灵动兼顾，灵动而不轻浮，刚劲、厚重而不呆板。米、董等均是对王羲之书法的继承与发扬，属“帖学”一路，清代兴碑学，至近现代讲碑帖结合，彭先生也不例外，他在用笔上有不少方折笔，显然受孙过庭《书谱》影响，如刀削斧劈，整篇下来多有变化，用笔轻重疾徐，篇章宛转悠扬，有节奏起伏之美。如先生的作品“业精于勤”，行云流水的线条、简洁干净的结体，无不显示出王、米、怀、董书法的神韵。彭崇谷擅写大字书法，作品中蕴含的庙堂之气，气魄之大如千里阵云排戛而来。但彭崇谷书法的大气，不是故作夸张以求霸悍之形，而是靠线条笔墨中充盈的郁勃之气来彰显时代的强音。如他给某学校的题字：“英杰摇篮”，敦厚沉实，秀润中带着老辣，令人感受到这位谦谦君子的博大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