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与技术赋能：《本草纲目》英译教学中的课程思政融入路径——以长沙医学院为例

　　摘要

　　在“新文科”建设与课程思政全面推进的背景下，中医药典籍英译教学承担着语言能力培养与文化价值引领的双重使命。《本草纲目》作为中医药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其英译教学不仅是翻译技能的实训场，更是学生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立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本文以长沙医学院外国语学院的教学实践为基础，探讨在数字人文技术辅助《本草纲目》选段英译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元素的具体路径。研究发现，语料库检索可以揭示中西医学话语体系的差异，帮助学生认识中医药理论的独特价值;术语对比分析和知识图谱可视化能够呈现中医药概念体系的系统性与逻辑性，增强学生的理论自信;AI辅助翻译环节中审辨文化负载词的传译策略，有助于强化文化主体意识。本文认为，技术手段与思政目标的有机融合，关键在于将价值引领嵌入学生的探究过程而非外部灌输，让学生在“发现差异—比较优劣—做出判断”的实践中自然生发文化认同。

　　关键词：课程思政;《本草纲目》英译;数字人文;翻译教学;文化自信;长沙医学院

　　一、引言

　　(一)课程思政在翻译教学中的特殊意义

　　自《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发布以来，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文件明确提出，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并特别指出“专业课程是课程思政建设的基本载体”。《纲要》要求各高校“结合专业特点分类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根据不同学科专业的特色和优势”，科学设计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外语专业课程因其跨语言、跨文化的本质属性，天然承担着引导学生理解文化差异、确立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育人功能。

　　然而翻译教学中的思政融合实践普遍面临“脱嵌”困境。有学者指出，高校外语课程思政存在“课程认知上工具性遮蔽价值性、专业知识与思政内容呈现‘两张皮’现象”。思政元素往往以“附加式”或“点缀式”的方式存在——在课程开头或结尾插入一段思政内容，或在选材上刻意选取“正能量”文本，但这些做法与翻译技能训练的内在逻辑脱节，学生容易产生“被教育”的抵触感。已有研究从隐性教育视角探讨了解决路径，强调“推进课程思政嵌入，强化价值引领”，将思政元素划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类，通过“感知”到“内化”的方式实现有机融入。最为理想的课程思政，应是思政目标与专业教学在知识生成过程中的一体化设计，使学生在学科问题探究中自然完成价值体认。

　　中医药典籍英译教学为这种深度融合提供了独特场域。《本草纲目》《黄帝内经》等典籍是医学知识与中华哲学思维的复合载体，学生在翻译过程中必须直面中医与生物医学之间的概念体系差异——为何“气”不能简单译成energy，为何“阴阳”的音译比意译更能保留文化内涵等。这些问题天然引导学生反思文化差异与共性，是培养文化自信的绝佳素材。

　　学者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认为，道德认知在主体面临情境冲突并做出决策时才能真正形成，而非单纯依靠灌输。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课程思政——“价值认同不是在说教中产生的，而是在真实的决策情境中通过判断和选择逐步生成的。”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也强调，高级心理机能发展于社会性互动与工具中介的参与之中。将这些思路应用于翻译教学，关键在于创设一种条件，让学生在专业翻译抉择中自然地面对文化差异与立场选择，在技能训练中自发理解文化交流的深层意涵。翻译中的每一个决策——文化负载词是归化还是异化，“信达雅”的天平如何倾斜——其实都蕴含着隐性的跨文化姿态和价值选择。教师的核心任务不是给出一个标准答案，而是创造学生必须自主做出判断的问题情境，让他们在实践中生成属于自己的文化理解。

　　(二)数字人文技术带来的新可能

　　数字人文技术的发展为翻译教学中的课程思政提供了新的支撑条件。上海外国语大学胡开宝教授指出，数字翻译研究依托语料库、大语言模型和数据挖掘技术，具有跨学科、数字化和实证性特征，其研究领域涵盖翻译文本研究、译者研究、翻译史研究和翻译教学研究等多方面。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王润朗博士围绕“数字人文赋能文化翻译课程教学资源库的实践探索与反思”展开研究，梳理了资源库建设的全流程，反思了数字人文技术与翻译教学融合的可行路径与现实挑战。在翻译教学的具体实践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梁茂成教授以DeepSeek在翻译实践教学中的整合应用为案例，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深刻变革翻译人才培养模式，并基于一线师生需求，其团队自主研发了“DeepSeek翻译助教”系统，该整合应用旨在提升翻译教学的人机协作效率。在北外高级翻译学院王华树教授的相关研究中，他系统梳理了大语言模型技术的发展脉络，探讨了该技术为翻译领域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演示了翻译赋能智能体的构建方法;在随后讲座中他进一步提出，翻译教育中应强化AI伦理教学，培养学生的责任边界意识与偏见识别能力，尤其需要在学习者主体性、作品权责边界、职业公平性等层面建构AI应用的伦理边界。

　　在中医药典籍英译教学领域，亦有研究者基于小型中医英语学习者语料库，设计了数据驱动型翻译教学方案;还有相关实证研究关注PBL Seminar模式、多模态教学应用于中医翻译课程的效果。总体而言，近年来学界对“技术辅助中医药翻译教学”的探索日益增多，但聚焦于《本草纲目》这一具体典籍的系统化教学模式构建仍相对稀缺。

　　付金运用BERTopic建模方法，以知网外语类CSSCI期刊为数据来源，构建了数字人文视域下的翻译研究数据库，深度挖掘了该领域的研究主题与演化路径。研究揭示，“技术赋能翻译教学改革”已经形成一个独立的研究方向。这些进展表明：将数字人文工具引入典籍翻译课堂是可行的，且已成为当前外语学科教改的前沿方向。

　　在技术环境方面，数字人文方法为课程思政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与教学媒介。传统的思政讲授不易量化中医药理论的系统性，但知识图谱可视化可以直观呈现《本草纲目》不同药物中“补脾”“益气”“复脉”等概念之间的逻辑网络;传统课堂难以系统比较同一术语在不同译本中的处理差异，但语料库检索可以让学生自己完成术语搭配分析与翻译策略的统计对比。正是这些技术手段改变了学生与文本之间的认知关系：学生从被动听讲者转变为有能力探索语料数据的研究主体，在“眼见为实”的动手实践中使文化认知从外部知识内化为个体判断。

　　(三)长沙医学院的基本情况与研究问题

　　长沙医学院是一所以医学为主体的民办本科院校，外国语学院设有英语专业，同时承担全校大学英语教学任务。《中医药典籍英译》目前暂未独立设为必修课程，但相关内容已在《医学英语翻译》选修课程中作为专题单元进行讲授。参课学生以英语专业大三、大四本科生为主，这部分学生已经具备较好的语言基本功，但对中医药领域特有的概念体系与翻译难题尚缺乏深入理解。教师团队以语言文学背景为主，具备语料库语言学与数字人文方法的人员较为薄弱，技术介入仍处于小规模试点阶段。

　　长沙医学院图书馆藏有一定数量的纸质与电子版《本草纲目》(包括罗希文全译本、Unschuld注释译本等)，可用于原始文本采集的基础语料获取;但由于不具备大型《本草纲目》英汉平行语料库，课程实践中的语料构建需由教师团队自行完成，这也带来了较高的前期时间成本和技术门槛。

　　基于这一背景，本文尝试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本草纲目》英译教学可以提供哪些思政教育资源。第二，数字人文技术与AI工具能否成为思政资源向学生认知转化的有效教学载体。第三，思政教育与翻译技能如何互相支持而非生硬拼接。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一)课程思政与外语教学的融合研究

　　课程思政的理念核心是实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要求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已有研究揭示了在外语课程中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两张皮”的现实困境：部分课程“附加式”注入文化元素，缺乏内在逻辑;教学内容中语言工具性训练与价值导向之间缺少有机衔接。基于情感学习理论的研究提出，思政教育的理想形态是通过“隐性教育与显性教育的有机统一”，在教学过程中自然生成价值观，而非外部植入。在翻译教学中，有学者以“文本翻译+案例溯源”“对比分析+价值思辨”等融合模式为路径，使价值观从“感知”进入“内化”，强调“潜隐性”原则——思政元素应融入知识传授本身，而非独立存在。

　　张培成等人强调：翻译与文化传播是一体两面，学生只有在具体翻译情境中面对跨文化冲突，才能真正理解语言转换背后的文明互鉴逻辑。文化自信不应停留在空泛的口号上，而必须落实为每一次翻译决策中的专业判断——当学生面对“文化负载词怎么译”“归化策略是否稀释文化内涵”等问题时，他们已经在进行最具体的文化立场抉择。

　　本研究将上述理论应用于中医药典籍英译的具体语境：在《本草纲目》选段翻译中，学生需要用英语再现中医思维体系，必然面临大量文化差异——中医的“气”“味”“性”与西医的概念体系存在根本性的范式差别。这种困境本身就构成了思政教育最自然的切入点：不需要刻意“植入”思政内容，学生已有的困惑中已包含了对文化差异与文化传播问题的真实追问。教师的职责在于通过教学设计，将这些困惑转化为课程思政的积极资源。

　　(二)数字人文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数字人文是运用计算机技术和数据分析方法开展人文研究的交叉领域，在翻译学中的应用主要体现为三大板块：语料库翻译学、翻译技术研究和翻译教学中的工具应用。胡开宝明确指出，数字人文视域下的翻译研究具有数据驱动、实证性、跨学科三大特征，其研究领域包括翻译文本研究、译者研究、翻译史研究和翻译教学研究等。

　　在翻译教学领域，数字化方法的具体应用形式丰富多样。北京外国语大学梁茂成教授针对DeepSeek在翻译实践中的教学整合进行研究，不只是以DeepSeek作为文本生成工具，而是围绕着“翻译助教”概念设计了人机协作的课程方案;其团队从一线师生需求出发研发出智能辅助系统，将学生的AI使用从被动调用转型为主动协作。王润朗围绕文化翻译课程建设教学资源库，探讨了数字人文工具如何系统嵌入课程实验设计——如何高效采集文本资源、组织对齐加工、如何设计基于数据的问题序列，最终如何推动学生的探究性学习。

　　数字人文在翻译教学中体现出理论支持而非简单添置工具的逻辑：以语料库分析为基础，学生可以在两类译本之间进行比较，从而获得对术语选择、句法规律的整体认识;以知识图谱为辅助，他们能更清晰地把握典籍文本内部的概念关联。课程思政在这种框架下不再需要另起炉灶——只要技术支撑下的教学流程设计得当，学生对中医药概念体系的尊重、对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的使命感，就能在数据探索和翻译讨论中自然流露。

　　(三)中医药典籍英译的思政资源分析

　　中医药典籍翻译在课程思政方面的独特价值，至少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知识层面的理论自信培育。中医药拥有独立的理论范式——以“气”“阴阳”“五行”“经络”为核心的概念体系，与现代生物医学分属不同的科学认知模式。有研究指出，“中医典籍是融合中华医学智慧与传统哲学思想的复合型文本，其跨文化传播长期面临中医术语精准传译与哲学思维文化适应的双重挑战”。学生在翻译这些术语时，必须面对一个核心问题：中医理论究竟是“不科学”的，还是“另一种有效理解生命的方式”?通过引导学生比较中西医对同一生理现象的不同解释框架，可以让他们认识到：多元知识体系并存是人类文明的常态——这种认知本身就是文化自信的认知基石。

　　第二，价值层面的文化认同培育。《本草纲目》不仅仅是一部药物学著作，其文本中还渗透着“天人合一”“药食同源”“治未病”等中华核心价值观念。学生在翻译“上工治未病”“药食同源”等表达时，表面上是处理语言，实际上是在接触和体认这些价值观。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讨论：为何“治未病”理念在现代预防医学中越来越受到重视?“药食同源”有怎样的现代启示?通过这些延伸性讨论，文化认同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可感知的价值体验。

　　第三，立场层面的传播责任培育。中医药文化“走出去”是国家战略，而翻译正是这一战略中的关键接口。学者研究发现，国际现行的中医药译介成果中，相当一部分由西方汉学家或传教士完成，不同译者的翻译立场和传播意图各异。课程思政可以在教学中有意识地向学生呈现这一点：中国学者主动参与中医药典籍的译介与传播，不仅是学术工作，更是一种文化责任。在这种潜移默化的价值观塑造中，学生对自身未来职业角色的理解也能得到深化。

　　(四)相关研究的综述与本研究定位

　　综合已有文献，目前关于课程思政与翻译教学融合的研究，或者着眼于宏观框架构想，或者以个别案例探讨思政导入技巧，将数字人文技术与思政目标系统融合的实践文献仍然不多。在中医药典籍英译教学方向，虽然已有语料库辅助中医翻译教学、PBL Seminar应用、多模态翻译课程实证研究等有价值的尝试，但针对《本草纲目》的专门课程思政设计尚属空白。付金运用BERTopic建模对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的演进脉络进行分析后发现，“技术赋能翻译教学改革”已成为一个明确的研究方向，但具体到如何针对特定典籍文本将思政点与技术要求做整体化教学设计，其内部结构和操作细节仍有待进一步展开。因此，本研究以长沙医学院具体教学场景为切入点，尝试在数字人文工具——语料库检索、搭配分析、知识图谱、AI辅助翻译的基础上，将课程思政要求转化为可持续的教学方案，以期填补这一空白。

　　三、《本草纲目》英译教学的现实挑战与思政切入点

　　(一)文本复杂性带来的教学难点

　　从文本角度看，《本草纲目》构成一个独特的混合知识体系：它是中药学经典，也是博物学著作。在结构上，“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附方”等板块相互嵌套，其内在逻辑不是单纯的线性推进，而是一张隐性的知识网络。例如，“人参”条中除了“味甘，微寒，无毒”的药性描述外，还通过“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等功效术语构建起了一个复杂的语义关联域。课堂教学若只以逐句翻译为主线，学生很容易陷入“见树不见林”的困境——单句都能勉强译出，但对整个条目乃至全书理论体系的把握却支离破碎。

　　这在思政融入上也构成一大障碍：学生如果只是零散地翻译句子，便难以对中医理论产生系统性的尊重和信任。在教学资源方面，中医药典籍英译长期面临语料资源碎片化问题。多数教师无法直接获取已对齐标注的双语平行语料，教学材料多来自出版译作的单篇选段或网上零散资源。学生缺少足够的、可检索的语境数据，翻译练习局限于教师给出的有限片段，很难自主开展跨选段的术语分析和文本比较。

　　(二)传统翻译教学的经验驱动困境

　　传统翻译教学中长期存在一个关键问题：评价标准依赖于教师的个人经验，少见可量化的语料数据支持。教师在批改学生作业时，可能根据自己的语感和翻译经验判断“某译法疑似不准确”，但如果无法向学生展示同一個术语在专业译本中的分布规律、搭配模式及不同语境下的变化情况，学生只能被动接受评判却很难获得提高翻译质量的切实路径。这种“经验主导”模式带来的负面后果是：学生往往期待教师给出“标准答案”，而非自己通过查阅语料、对比分析形成独立判断。在中医药典籍翻译场景中，这种依赖感尤其容易削弱学生对中医理论的自主探究兴趣，并间接削弱课程思政在价值引领方面的渗透力。

　　(三)技术与教学“两张皮”的现实

　　近些年的技术进课堂，最常见的痛点便是技术与教学分离。教师用两节课介绍AntConc的操作界面，学生跟着点按钮、截图保存，翻译作业仍然照旧完成。当工具从未实质性渗透到翻译任务本身的决策过程中，学期结束学生也就很快忘记了工具的存在。知识图谱展示可能同样沦为一闪而过的炫技，被学生简单理解为“老师做了个好看的图”，而非自主构建概念关联的认知工具。王华树教授在相关讲座中强调，翻译教育需要强化AI伦理教学，培养学生的责任边界意识与偏见识别能力，并系统性提出当前翻译研究面临的五大核心挑战，包括研究对象的数字化迁移、方法论体系的重构、评价标准的多元化、伦理边界的确立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

　　(四)思政融入的困境与突破可能

　　基于上述分析，将思政内容“硬塞”进《本草纲目》翻译教学注定效果有限。学生在缺乏工具、缺少语料、欠缺方法论的前提下，强制被要求思考“中医的文化价值”与“讲好中国故事”，两个任务彼此脱节，思政教育很难真正渗透到专业学习的核心层面。而一旦借助数字人文技术，为学生提供可以亲手操作的语料库、可以自由比对不同译本的数据环境、可以自行绘制概念关系图谱的工具，思政教育就转变为一种策略性的教学设计——思政的追问融于数据探索和翻译选择之中，让学生在检索、对比、判断和辩论的过程中自主习得文化尊重和传播责任感。这正是本文接下来要详细展开的教育实践路径。

　　四、基于数字人文技术的思政融入教学实践——以长沙医学院为例

　　(一)教学设计理念与思政目标嵌入

　　长沙医学院外国语学院的《医学英语翻译》课程定位于为医学特色的本科专业学生提供语言与跨文化传播的双重素养。2025—2026学年，“《本草纲目》选段英译”单元纳入该课程核心教学模块，共分配6个学时。本研究所报告的教学实践采用小样本内部对比设计，实验班为选修该课程的英语专业本科生，对照班为另一自然班级。在教学设计层面，核心思路可概括为“数据为基、探究为径、思政内嵌”——以语料库作为教学的底层素材，以课前检索、课中分析和课堂辩论作为探究型教学方法学载体，在三个层次上自然融入思政目标：理论自信(通过数据展示中医概念体系的系统性)、文化认同(通过翻译选择讨论文化负载词的传递策略)、传播责任(通过AI翻译纠错和译本比较明确中国学者的主体角色)。

　　(二)第一环节：语料库建设——给理解建立“底座”

　　前期我项目团队自行构建了小型《本草纲目》选段英汉平行语料库。语料来源包括罗希文全译本及保罗·安文生主编的注释译本，共收录约30个常见中药条目(人参、甘草、黄芪、当归、黄连等)，总规模约5万余词。建设流程涉及电子文本采集、双语文本句子对齐、中文分词和英文词形还原等步骤，数据存储于学校网络云盘及本地备份，以满足课堂教学的随时调用。这一语料库的素材价值不仅体现为学生的术语检索和搭配分析的便利，而且为课程思政提供了坚实的可操作物质基础——学生不再必须依赖教师的二手转述去理解什么是中医理论的“体系性”，而是可以直接进行跨文本查询，从语料中获得自己的第一手印象。

　　(三)第二环节：词频与搭配分析——“发现中医系统性”

　　课前预习：教师发布“人参”条原文及两个译本的英文译文，安排两个小任务：(1)使用Voyant Tools统计原文词频，记录前五实词;(2)在AntConc中检索“甘”字，列出其搭配词(左右各两字以内)，并对比两个译本中“甘”字的英译方式。学生需在课前提交一份简短的观察报告。

　　课堂活动：各小组汇报检索结果。在“人参”与“甘草”等多个选段中，学生发现“甘”的分布具有固定模式——“甘”在《本草纲目》中极少独立出现，几乎总是伴随“味”“性”等药性描述术语，形成类似“味甘”“甘平”的特定结构。学生据此进行推测：《本草纲目》的药物描述背后存在系统性语言规则。

　　教师随即引入讨论：中医描述看似是独立经验的罗列，但语料检索证明，每一个术语的使用都有内在要求和规律可循。这种“自己发现规律”的过程，比单纯听老师讲授“中医有系统性”具备了更强的说服力。一个小环节的设计实现了思政的“隐性融入”：学生并没有被告知要“相信中医”，而是通过自己检索的数据，“发现”了中医理论的语言规律，从而对中医药知识产生了更深的学术认同。

　　(四)第三环节：术语对比与课堂辩论——“立场即选择”

　　在第二周的教学环节中，学生继续利用语料库检索“补”字。数据显示，“补”字在语料库中出现二十多次，其搭配对象包括“五脏”“元气”“脾胃”“气血”等不同类型。教师在PPT中呈现两个译本对“补”字的不同翻译策略：罗希文倾向于在尽可能多的情况下将“补”译为tonify，以保持学术术语的一致性;安文生版则随搭配对象变化采用supplement、strengthen等词。

　　辩论主题：“两个译本的‘补’字翻译策略，哪一种更适合《本草纲目》的对外传播”。全体学生分为两组，分别支持罗希文策略(术语一致)或安文生策略(随搭配灵活处理)。辩论过程中，各组围绕翻译的可读性、学术严谨性、目标受众接受度和中医药核心概念传递的完整性展开交锋。辩论接近尾声时，教师未给出“正确”结论，而是引导学生思考：罗希文和安文生都是极具经验的专业译者，出现不同译法意味着翻译本身没有绝对答案——背后是译者对“文化传播目标”的不同定位。如果希望学术研究者深入了解中医理论体系，术语统一是较好的平衡;如果希望普通读者初步认识中医药学信息，可读性更值得关注。通过这种价值情景化讨论，思政引导向学生传递了一种关键信息：中国学者在对外翻译中培养自身的策略思辨能力，决定着中医药核心概念在国际传播中的呈现形态。

　　(五)第四环节：知识图谱演示——从孤立术语到概念网络

　　第三周前半段，教师利用Gephi生成“甘草”功效术语的知识图谱。节点为与甘草相关的药性概念——“甘草”“补脾”“益气”“复脉”“清热解毒”“调和诸药”“缓急止痛”等;边为概念间的语义关系，如“甘草—补脾”标注“功效”，“补脾—益气”标注“协同”，“清热解毒—调和诸药”标注“补充功能”等。可视化的知识网络图在大屏幕上呈现时，全班学生可以直观看到：虽然“甘草”条在不同板块中描述了多个功效，但这些功效之间并非相互独立，而是一个有结构的语义网——“补脾”与“益气”紧密联系，“清热解毒”与“调和药性”相互补充。此前许多学生以为中医描述“就是一个药物描述的一堆词”，但知识图谱让他们理解：这些术语是中医理论概念框架的一部分，彼此之间具有逻辑组织。“眼见为实”的这一刻，课程思政中“增强中医药自信”的目标自然落地。

　　(六)第五环节：AI辅助翻译对比分析——在纠错中确认主体性

　　第三周后半段，教师给出一个未在之前学习中涉及的“黄连”条选段(原文包含“泻心火”“清湿热”“厚肠胃”等典型中医药文化负载词)，要求学生先用DeepSeek生成译文，然后在前三周语料库分析与翻译策略比较的基础上对AI译本进行修订。每一处修改需撰写修改理由，提交“AI译文修订报告”。学生发现DeepSeek在处理中医特有的隐喻性术语和复杂概念关系时存在明显不足：例如“泻心火”被直译为drain heart fire，既未解释“心火”的中医语义，也未提示这一术语是基于阴阳五行理论的功能描述;部分句段衔接松散，文化逻辑还原不足。

　　在修订中，学生开始主动质疑和补充AI译文中缺失的文化信息。这引发了一个有趣的课堂讨论：“为什么AI翻译不出‘泻心火’的正确表达?因为它根本就不理解中医的比喻关系和功能定位——人类译者的文化背景知识和概念重组能力，是AI无法替代的校对环节”。通过这一章节的修订实验，课程思政关于“人类译者文化使命”的要求以一种极为自然的方式得到强调：大语言模型可以作为辅助工具，但中医药文化的有效传播必须依赖具有中医认知功底和文化敏感度的人类译者。学生在纠错与修改中切身感受到自己作为“有文化根基的人”在传播过程中的不可替代性。

　　(七)教学效果与学生反馈

　　结课后的学生匿名问卷反馈显示，多数同学对技术辅助型思政模式持积极态度。有学生表示：“以前看《本草纲目》只是做翻译练习，现在每译一句词我都会想，这个词背后反映了中医的什么思维?”;也有学生在作业中写道：“通过检索，我发现不同译者对同一概念采取的翻译策略各有道理，这让我意识到翻译没有唯一的正确答案，但有一个明确的态度：不能因为外国人看不懂就把中医的核心概念‘西化’掉。”学生的翻译作业中出现了较少硬译中式表达的尝试，而是更多在注释中主动解释中医药文化背景并提供自己的翻译策略选择理由。

　　值得指出的是，本次教学尝试仅限于一个小规模实验班，样本量有限，缺乏严格控制的对比实验;学生计算机环境差异、课前视频学习投入度不均衡等问题对教学实施造成了一定干扰;已建设的小型平行语料库仍需扩充规模并持续维护升级。此外，思政效果的评价维度目前仍依赖学生反思日志和阶段性考核表现，尚未建立标准化的量规指标。这些因素共同指向进一步的课程迭代和更复杂的教学实验设计。

　　五、思政融入教学的反思与建议

　　(一)隐性融入优于显性说教

　　本实践最重要的启示是：课程思政不应等同于教师直接宣讲“价值观正确”，而是要将价值主张嵌入学生对数据、材料和翻译方案的分析过程中。学生主动检索词频、对比译本、修正AI译文，并在辩论中形成自己的判断——“中医概念具有系统性”“中医药传播需要责任意识”——这些结论不是教师提前告知的，而是学生在课程规定的学术任务中生长出来的。这种探究型教学路径比任何“主题班会式”思政导入都更有持久效果。

　　(二)技术工具为思政提供了“证据支撑”

　　如果没有语料库、知识图谱或AI翻译对比工具，课程思政在典籍翻译教学中的效果可能完全取决于教师的语言感染力。而通过技术工具，学生获得了具体数据与可视化证据——术语搭配模式的可视化呈现、两个译本策略的系统性对比、知识图谱中概念节点和边的复杂关系——这些直观的证据使得抽象的文化自信概念变得可触摸。思政教育不再是无据可依的情怀话语，而是有数据支撑的跨文化传播学术探讨。

　　(三)对教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数字人文工具赋能课程思政也对教师的复合素养提出更高要求。教师不仅需要掌握语料库检索与知识图谱软件的基本操作，还需具备较强的课程设计能力以将价值观讨论有机嵌入技术操作环节。在缺少计算机辅助的师资条件下，开展跨专业协作、利用开源教程和教师团队内部互助可能比单一教师独自摸索更可行。长沙医学院正在尝试的做法是：组建以语言能力教师和技术支持成员共生配合的课程团队，降低前期技术壁垒。

　　(四)思政能力的培养多链条化

　　课程思政既不是某一学期、某一位教师个体能完成的，也不是仅靠一门课的几次活动便可一劳永逸。《本草纲目》英译中蕴含的文化自信必须通过多阶段、多课程的持续强化才能生根。理想的方案是在翻译课程群中层层推进——如低年级先完成初步语料库检索训练与术语意识养成，中年级在更多翻译任务和文化体验中持续开展典籍翻译专题学习，待高年级进入医学翻译乃至毕业后从事医务翻译、文化出版、国际中医药交流等工作时，前期的思政培育方有望真正发挥作用。

　　六、结论

　　本文以长沙医学院外国语学院的医学英语翻译课程为平台，分析了《本草纲目》英译教学在课程思政方面的内在价值与现有困境。将数字人文技术——语料库建设、文本风格分析、知识图谱可视化以及AI辅助翻译对比——与探究型教学设计相结合，搭建了一条可行的“技术赋能+课程思政”路径。初步教学效果表明：语料库检索可以让学生自主“发现”中医药术语使用的内在规律，进而形成对中医药理论系统性的尊重;知识图谱有助于学生突破从“孤立术语”到“关联概念网络”的理解跃迁，补强文化自信的知识根基;AI翻译修订实验则让学生在与机器的认知竞赛中深刻体会人类译者文化理解的不可替代性，培养出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主体意识。数字人文工具与价值引领并非“物理叠加”，而是一体两面的课程思政创新方向。面向未来，应在更多教学场景中检验此方案的有效性，并进一步完善面向中医药翻译教学的课程思政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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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章 乐

　　单位：长沙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