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达·卡罗

　　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1907年7月6日—1954年7月13日)，女，出生于墨西哥城，本名Magdalena Carmen Frieda Kahlo y Calderón，墨西哥画家。受墨西哥文化的影响，卡罗经常使用明亮的热带颜色、采用写实主义和象征主义风格来进行绘画创作，如《自画像与猴子》。

　　在6岁的时，卡罗患上了小儿麻痹症，致使右腿萎缩，终生都行动不便。[3]1925年9月17日，卡罗遭遇公交车与有轨电车相撞事故，身受重伤且终身未愈。在经历30余次手术的漫长康复期间，她开始画画，对于艺术的热爱使她从生活的困境中存活下来。1932年卡罗创作《亨利·福特医院》记录的是流产的创伤。1936年创作《我的祖父母、双亲与我》描绘的是家族血脉。1937年创作《记忆》暗示的是婚变的伤痛。1938年创作《墨西哥四居民》则用白骨表达乡愁。同年在纽约成功展出她的作品。[6]1939年，卡罗和里维拉离婚，不久后卡罗创作了《剪头发的自画像》。[8]

　　卡罗大部分绘画技术都是自学。画作热情洋溢的风格也直接反映了她的性格。她的一些灵感来自色彩斑斓的墨西哥民间艺术，并且她的幻想感将她和超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然而她的艺术如此与众不同，超过了所有的影响。自从卡罗去世后，她的声誉逐渐提高，并成为一位女权主义英雄：一位拒绝让长期的肉体痛苦击垮自己精神的女性。有一部关于她的戏剧作品《蓝色之家》于2002年在伦敦上演，其名字取自她在墨西哥的蓝色屋子，另一部以她的名字《卡罗》命名的好莱坞电影也于 2003年上映。

　　生平事迹

　　弗里达1907年生于墨西哥城南部的科约阿坎(Coyoacan)街区，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儿。她父亲是一位有匈牙利犹太血统的摄影师，生于德国，家族来自罗马尼亚的奥拉迪亚(Oradea，二战前是匈牙利属地);母亲则是西班牙与美国印第安人的后裔。她的一生长时间受到身体损伤的侵害。6岁时就得小儿麻痹，从此成了瘸子。然而，少年时期的弗里达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子，这也使得她父亲特别钟爱于她。父亲对于她的教育有着开明的理念，1922年时将她送进Preparatoria就读，这是一所墨西哥最好的预备学校，当时才刚刚开始招收女生，弗里达就是2000名男生和35位女生的其中之一。

　　1925年，弗里达经历了一生最大的一次事故，这件事改变了她的命运。9月17日，弗里达乘坐的巴士与一辆电车相撞，她的脊椎被折成三段，颈椎碎裂，右腿严重骨折，一只脚也被压碎。一根金属扶手穿进她的腹部，直穿透她的阴部。这次事故使她丧失了生育能力，并且一生都要与铭心的痛苦为伴，尽管她花了很长时间才能正视这一切。她后来以典型的黑色幽默方式描绘这次使她失去了生育能力的事故：“让我失去了童贞”。多年以后，她当年的男朋友回忆起来仍是不寒而栗：“剧烈的冲撞撕开了她的衣服。车上有人带着一包金粉……那金粉撒满了她血淋淋的身体。”整整一个月，她浑身打满了石膏，躺在一个棺材一样的盒子里，没有人会相信她会活下来。1926年在病愈过程中她画了第一张自画像，从此她开始以绘画记录自己和生活与情感。

　　1928年弗里达再次遇到婚姻刚刚破裂的里维拉。他们发现除了相同的政治观点外(此时他们是共产主义的积极支持者)，两个人还有如此多的共同之处，于是在1929年8月正式结婚。弗里达后来说：“我一生经历了两次意外的致命打击，一次是撞倒我的街车，一次就是遇到里维拉。”

　　由于墨西哥的政治气候对于左翼同情者来说逐渐恶化，许多壁画项目被迫停止，1930年，里维拉夫妇来到美国，先到旧金山，然后又到纽约举办由当代艺术博物馆组织的里维拉回顾展。在这一时期，弗里达仅被看作一位伟大画家的迷人陪衬，然而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

　　1932年，里维拉受托为底特律博物馆创作壁画，而在此期间弗里达流产了。休养中弗里达画了《底特律的流产》，首张真实而敏锐的自画像。她从此发展出来的风格完全不同于她的丈夫，主要从墨西哥民间艺术以及小型祭坛画中汲取营养，而里维拉对此表示理解和尊敬。自此弗里达着手于一系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艺术形式的创作，它们庄严地表现着女性真实、现实、残忍、苦楚的品质。以前还从来没有人像弗里达一样将如此痛楚的诗歌写在油画的画布上。她至少经历了32次大小手术。她有整整一年躺在床上一动不能动。在此期间，她就穿着由皮革、石膏和钢丝做成的支撑脊椎的胸衣。生命暗淡到极处时，她从自己的艺术创作中找到了安慰。她写道：“我的画是对我自己最坦白的表达。”

　　1936年，她画了一幅自己家族的油画，她的祖父母浑身佩带着大像章飘于云彩之中，她自己则出现在三个地方：一个还是个受精卵，一个是系在她妈妈白色镶边结婚礼服的腰带上的胎儿，还有一个是小孩，手拿一条绳子，把一家7口紧紧系在一起。她的画几乎都是自画像，她说：“因为我经常孤独一人，所以我作自画像，因为我自己最了解我本人，所以我作自画像。”是绘画把她的灾难变成了戏剧，这成为她典型的自我意像——痛苦的哭喊和对关注的渴望。而在现实生活中，她总是竭力为她的朋友们营造出轻松愉快的氛围。她常常把自己画成“两个弗里达”，一个在忍受痛苦，另一个才是人们所熟悉的她。不管她身体上的痛苦多么可怕，她那严肃的表情和庄重的眼神都带着坚定的尊严面对着观者。

　　这对夫妇于1935年返回墨西哥，之后里维拉与弗里达的妹妹开始偷情。虽然最终他们停止了争吵，但此事成为二人关系的转折点。里维拉从未忠情于任何女子，弗里达也从此与众多男女开始了纷繁复杂的恋情关系。其中有一位是超现实主义者布雷东。他1938年到墨西哥，他惊讶于这个国度，称之为“自然的超现实主义国家”，并且惊讶于弗里达的绘画。部分由于他的原因，弗里达于1938年末在纽约举办展览，布雷东亲自写前言。展览获得巨大成功，半数作品售出。

　　1939，布雷东又建议在巴黎再举行一次展览。这次展览在商业上不是很成功，但评论非常好。卢浮宫收藏了一张，而且获得了来自康定斯基和毕加索的赞扬。然而弗里达非常不喜欢她称之为“一帮母狼的疯狂儿子”的超现实主义者，她说：“他们认为我是个超现实主义者，但我不是。我从来不画梦境，我画的是自己的现实。”

　　40年代早期，弗里达与里维拉离婚，原因仍旧是个谜，尽管他们还成双入对出入公众场合。不到两个月，他们又在美国复婚。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里维拉认识到弗里达的健康将无情地恶化，一定需要有个人来照顾她。后来两人又走在一起，里维拉重新向弗里达求婚，直到弗里达的生命终点，里维拉一直陪在她身边。

　　除了画家身份外，弗里达同时也是墨西哥社会运动的支持者，在1954年，感染肺炎的她不听劝告，却执意参加反对美国干预危地马拉的游行活动，不久便逝世了。弗里达的死仍众说纷云，最普遍的说法是她在1954年7月13日自杀，方式是在一场社会运动当中自焚而死。而后被葬在科约阿坎，弗里达的家La Casa Azul已成为了博物馆。